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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道德规范给力吗? ——基于92所“211工程”高校的相关文本分析

罗志敏 王惠惠

 

随着2002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教人〔2002〕4号)等一系列有关加强高校学术道德建设文件的出台,国内绝大部分高校随后都制定或修订了学术道德规范。但问题是,这些旨在维护良好学术秩序、促进学术创新的学术道德规范达到想要的结果了吗?在学术治理实践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了吗?尤其在目前科研活动日趋受到重视、学术不端时有发生、学术创新力不足的现行学术生态背景下,这一问题更有值得反思和追问的必要。笔者认为,要对这些学术道德规范在学术实践活动中是否“给力”作出评判,则需要从其制度效力的分析入手,这是总结已有经验及教训、进而建构与时代接轨的学术道德规范体系的第一步。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基于“伦理人”的人性假设所建立的分析框架,选取国内制定的学道德规范文本为样本,对其制度效力进行评价,找出影响其效力发挥的相关因素,并就解决问题的应对之策作出探讨。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作为学术规范系统中的一种制度样式,学术道德规范的制度效力一般是指其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满足预定使用要求的能力。它的制度效力决定了其在学术实践活动中的生命力及规范效用的大小,也决定了学术治理目标实现的可能性的有无及大小。但是,要对学术道德规范的制度效力进行评判,则必须以现实科研生活中的学人的本性问题的抽象即学人的人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如亚里士多德以“人是政治的动物”为人性的基本假设,为古代西方社会奠定了基本的民主制度基础;亚当·斯密提出的“人是经济的动物”,为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也就是说,人们在设计或评判不同的制度时,不管在主观意图上,还是在客观实践上,都是以不同的人性假设作为前提的[1]。科学的人性假设,是制度效力的根本来源和基本保证;而人性假设的错位,则会导致制度价值的错位,进而导致制度效力的缺失。学术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制度样式,虽然实际的学术生活是其设计的现实基础,但对学人的人性假设,则构成了对学术道德规范进行设计以及评判的理论预设和逻辑前提。
相较于“理性人”、“经济人”、“制度人”等这些人性假设,强调一种关系存在的“伦理人”更能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学术活动的特殊性以及学人的生活现实,更具有一种能包容和涵摄其他人性假设的普遍性。这是因为,人首先是一种关系的存在[2],这就如同坎默所指出的“对关系的需要是人类的基本人性”[3]一样,关系也是学人生存发展的需要,是其学术实践活动得以合理展开的伦理基础。随着学术不断由“个人学术”走向“社会学术”,学人的活动空间不断得到扩展,其所处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在这个关系过程中,便产生了相应的、在各主体之间达成某种价值共识的价值要求,即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和规范,客观地规定着各主体的角色、身份以及需要承担的义务。
从以上这种伦理关系来看,现实中的学术道德规范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某一主体(如高校这一学术组织)为其成员确立的价值导向与规范。具体包含两个层面:其一,就价值导向来讲,它表现为学术组织所倡导的学术价值观;其二,就规范来讲,它表现为一种行为规则与方法体系。这两个层面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二者相互作用,相互联结,统一发挥效力,即其规制的手段是以其内在的学术价值观为基础,以其外在的规则与方法体系为保障,并在二者的统合过程中达到对行为人(学人)进行导向与规范的目的。
由此可见,一份完整的学术道德规范,应是内在的学术价值观与外在的规则方法的统一:就学术价值观来讲,它必须是明确、清晰的,既有在空间上可普遍、在时间上可持续的一元价值导向(即核心价值观),也要有围绕这一核心价值观呈现出来的从低到高、从个人到组织再到社会的、泾渭分明的基本价值观体系,即价值规范;就规则方法来讲,则必须是完备的,既有与学术价值观一一对应的规则,此外也要就某一或某些规则制定详细的、可操作性的具体方式方法(即操作细则)。
依据学人的“伦理人”假设,可以认为,评判学术道德规范是否具有制度效力,关键是要看其是否规范完整,即在价值观方面是否明确、清晰,在规则方法方面是否完备。据此,可建立“价值观-规则方法”二维度、四象限解释框架(如图1所示)①,以分析学术道德规范的制度效力,具体阐释如下:
 

Ⅰ.如果价值观明确、清晰,规则方法也完备,那么,就会增强行为人(学人)的学术伦理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自我纠错能力和学术创新精神,从而将学人引向符合学术伦理关系要求的行为,即学术伦理行为。
Ⅱ.如果价值观明确、清晰,但规则方法残缺,那么,行为人(学人)就可能会因为没有外在的制约而不把所谓的学术道德规范当回事,敷衍塞责,从而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Ⅲ. 如果价值观模糊,但规则方法却完备,那么行为人(学人)就会在比较、权衡中仅仅任务式地应对或应付,从而导致形式主义行为。
Ⅳ.如果价值观模糊,规则方法也残缺,那么,行为人(学人)就很可能钻空子,弄虚作假,机会主义行为大行其道。
以上学术道德规范制度环境下的四种行为,除第I种之外,其他三种都是有悖于学术伦理关系的行为,即学术伦理失范行为或学术不端行为。
二、研究工具与方法
一项制度的效力,取决于该制度的文本内容以及它在实践中的具体施行情况。由于制度首先是以文本的样式呈现给世人的,且是规制对象行为的指南和标准,所以,制度的文本样式就是其效力发挥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基于此,本文对学术道德规范效力的考察,主要就是以它的文本样式的分析即文本分析为主。
我们选取国内“211工程”高校颁布且正在施行的学术道德规范文本作为研究工具,来分析与探讨它的制度效力。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211工程”高校一般都将自己定位为研究型大学,较之其他高校从事科学研究的教师和研究生的数量更多,拥有的研究机构、用于科研的资金和设备也更加充足,师生拥有的研究机会也相对较多,研究任务也相对较重。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高校为了取得更好的科研绩效,减少乃至消除学术不端事件的发生,一般会对学术道德规范这一制度的建立及施行更为重视。
对于文本的收集,除了一些军事院校以及个别高校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获取之外,本文共收集到112所“211工程”高校中的92所发布的129份学术道德规范文本(以下简称“文本”),其中有20份含有或单属于类似“学术不端处理办法”的操作细则。它们大都来自所在高校的官方网站,其颁布或修订时间都在2002年至2013年期间。
从所收集文本的形式来看,标题、格式与内容很不统一,有的以“决定”、“意见”、“声明”、“办法”、“规定”、“行为规范”、“守则”、“倡议书”等形式出现,有的仅仅是处理学术不端问题的规定。本文依据其解决问题的指向,都把它们以学术道德规范或其某种表现形式纳入到样本库中。此外,还有些文本以“草案”、“试行”、“暂行”等形式出现,如《四川农业大学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草案)》《中南大学研究生学术规范(试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暂行条例》等。
从文本规范的对象或范围来看,针对大学教师、研究生以及其他科研人员的综合性文本有66份,占总样本数的51.2%,专门针对教师的有12份,仅占9.3%;专门针对研究生的有45份,占34.9%;其他有6份,如《西安交通大学教材编写学术道德规范及相关处理规定(试行)》等。从文本的制定和实施主体来看,各高校也不一致。由校长办公会、校长办公室、科技处、研究生院等行政机构颁布并由其实施的有82份,占总样本数的63.6%;由学术委员会、学术道德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发布并由其实施的仅有4份,占3.1%;由行政机构颁布但由学术机构负责实施的有41份,占31.8%;其他无明确制定及实施主体的有2份。从文本的内容来看,大都包括四个部分:道德规范要求,有关学术不端行为的种类,相关事件查出及处罚的规定,主管机构及执行机构。
由于学术道德规范有不同于其他文本的特殊性,再加上样本在内容与形式上的雷同,本文无论是使用Nvivo 这样的统计软件对其进行质性分析,还是使用一般的词频技术进行所谓的编码分析,都难以达到研究目的。根据所建立的分析解释框架,本文以收集到的文本数据作为研究工具,从价值观和规则方法两个维度出发对学术道德规范的制度效力进行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价值观维度
1.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学术组织为其成员在学术实践活动中确立、倡导的一元价值导向。这一价值观一旦在组织内获得共识并确立下来,就可成为该组织及其成员处理内外矛盾的主导性原则或准则,对于高校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建立起清晰的学术价值期望以及引导学校形成好的学术文化氛围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一重要作用,核心价值观一般应居于文本最上方的序言中(即文本的开头部分)。但从收集的文本内容来看,一些文本并没有类似的“序言”,也没有呈现其核心价值观(如《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科学道德规范》)。大部分文本上方位置的“总则”或文本的第一条或前两条呈现了其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但遗憾的是却不够明确,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叙述繁琐,不得要领。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学术道德规范及管理暂行办法》[] “总则”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教师学术道德相关文件精神,遵循“德才兼备、知行合一”的校训,弘扬“勇于创新、敢为人先;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笃行诚信、严谨求实;团结奉献、爱国荣校”的北航精神,树立高尚的师德师风,维护学术道德,严明学术纪律,规范学术行为,鼓励学术创新,促进学术发展,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规范。
文本的开头部分,除了要简述其组织的使命之外,就应该集中而明确地呈现其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但是该文本却纳入了过多政策类、文化类等跟学术道德无直接关系的要素或内容(虽然它们与学术活动有一定的联系),如政府的文件、学校的校训、国家的法律等,这自然就淡化或弱化了其本应重点、集中表述的核心价值观,让人阅后难以知晓其到底要宣扬什么。再如《上海财经大学学术行为规范及管理规定(试行)》[] “总则”第二条前半部分内容就有些类似于政治、文化宣传:
学术行为规范建设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精神。
(2)价值导向不明确。学术道德规范必须旗帜鲜明地呈现一元性的核心价值观,来不得半点模糊或想象的空间。但样本数据中一些文本显然在这方面存在缺陷,如《广西大学学术道德规范(修订稿)》[] “总则”第一条:
为了维护学术尊严,倡导严谨踏实学风,维护学校良好声誉……结合学校实际,制订本规范。
该文本序言除了叙述比较繁琐之外,呈现的是两个价值取向,即“维护学术尊严,倡导严谨踏实学风”和“维持学校良好声誉”。假如该校发生了学术不端事件,学校有关机构在处理时就会受到困扰:是“维护学术尊严”还是“维持学校声誉”?如果是后者,就很有可能因为担心学校声誉受损而不敢公开处理。此外,《江南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规定》(见第一条第8款)、《清华大学教师学术道德守则(试行)》(见“总则”第一条)等文本也存在这种现象。
2.价值规范
价值规范是学术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其效用主要体现为:一是促进学人了解科研工作的使命、价值、伦理原则和伦理标准;二是帮助学人在科研活动中明确在发生伦理冲突或产生伦理疑惑时所需思考、重视的相关因素;三是作为学术治理机构及其人员的工作指南;四是向社会公众、大众媒体提供用以监督学人履行职责情况的标准。由于价值规范一般有若干个,因此在排列上一定要有清晰的层次和维度。从纵向上讲,既要有限定学人最基本学术道德义务的最低价值规范,也要有能体现学人最高精神追求的最高价值规范;从横向上看,既要有个人层面的价值规范,也要有组织层面及社会层面的价值观范。
但从样本数据来看,一些文本并没有呈现应有的价值规范,有些文本虽然列举了几条类似于“基本道德要求”的价值规范,但却夹杂在一些行为规则之中,并随意堆砌在一起,更谈不上有清晰的层次和维度。如《中国农业大学学术道德行为规范》[]第二章第三条:
(一)科学研究以探索真理为目的,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尊重学术自由的原则,维护学术的高尚、纯洁与严肃性;
(二)确立科学研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繁荣学术、发展先进文化、推动社会进步为已任,追求学术创新,反对沽名钓誉、急功近利、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等不良作风;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反对一切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抄袭剽窃和粗制滥造行为;
(四)不断提高学术道德素养,倡导求真务实学术作风,养成恪守学术规范的良好品德。
以上4个条款看似内容全面、丰富,但实际上却有些模糊不清,并缺乏层次感。如(一)条款中的“以探索真理为目的”和(二)条款中的“追求学术创新”其实都是指同一个意思;(二)条款中的“反对沽名钓誉、急功近利、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等不良作风”缺乏针对性,因为这在任何一个社会行业都适用;(二)、(三)条款中本来应该禁止的行为却用“反对”这一词汇,显然缺乏力度;(四)条款则显得多余,或者可以与(一)条款合并。
(二)规则方法维度
规则方法是学术价值观制度化的表现形式。由于学术价值观必须是简洁的、纲领性的,显然不可能把一些细节性的东西囊括进去。再就是对有关学术道德问题(如学术不端案件)的认定和处理程序又是比较复杂的。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学术价值观为依据,有针对性地制定与之相配套的规则方法。对学术道德规范来讲,规则方法主要包括行为规则、组织机构以及操作细则三个方面。
1.行为规则
由于行为规则涉及学术活动的各个实践层面,所以往往在整个文本中占据较大篇幅。但是,从样本数据来看,也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倡导性的行为规则,而在具体的限制性规则上,又总想把一切学术不端行为都纳入进来,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造成条文繁琐,含义模糊不清。这些不足,不仅让该文本在学人中间难以深入人心,而且还会给后续的学术治理实践带来麻烦。如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颁布的《研究生学术规范(试行)》[]第一条“研究生学术规范基本要求”:
1.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保护知识产权,恪守职业道德,维护科学诚信,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学术权益。
2.忠于科学,探求真理,诚实守信,客观公正,严谨治学。
3.严肃认真,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自强不息,洁身自律。
4.严格遵守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基本规范,认真执行学术刊物引文规范,杜绝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现象。
5.正确对待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中的名利与收益,严禁沽名钓誉、损人利己行为,反对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现象。
6.坚持文责自负,对学位论文和其他自主发表的学术著作承担法律责任。
7.发现有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要劝阻和制止,对严重违反者要及时向学校举报,敢于同不良的学术风气作斗争,维护优良的学术氛围。
8.在校期间和毕业以后都要始终如一,严以律己,自觉遵守科学工作者学术道德规范,维护学校学术声誉。
该文本第1条要求研究生“恪守职业道德”,但研究生的学术活动往往不被认为是一种“职业”。如果从事的不是一种职业,何谈遵守职业道德?第1条的前半部分以及第3条缺乏针对性;第6条中的“承担法律责任”很可能就是一句空话,因为绝大多数的学术不端案件都不适用法律规制;第8条则表述不完备,有心理暗示意味(即条款上没有严格禁止的行为就是允许做的)。如果不是科学工作者而是学生,是否就不必“自觉遵守科学工作者学术道德规范”。
此外,还有一些高校的文本把一些本来不属于学术道德规范的条文也纳入进来,如延边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第三条“学术道德规范”第四款中的“研究生可以独立发表学术观点”,就是如此。
2.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是指负责推动学术道德规范正常施行的人员组织机构。需要说明的是,包括学术道德问题在内的学术事务应由学术机构来负责操作实施,这是体现学术自由与学术权力的应有之义。但是,从样本数据来看,除了少数高校是由其学术委员会下设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或学术规范委员会负责操作实施之外(如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大部分高校则是由行政机构而不是学术机构来负责的,如《中国农业大学学术道德行为规范》[]第四章“受理举报和认定”第六条规定:
对违反学术道德行为的举报原则上应为实名举报,科学技术处受理对教职工(含进修人员和访问学者)的举报;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受理对研究生的举报;学生工作处(学生工作部)受理对本(专)生的举报……
这些规定中的“科学技术处”、“研究生院”和“学生工作处”都是行政机构。还有一些高校的行政机构和学术机构是学术道德问题的共同操作机构,如《东北农业大学学术道德行为规范》[]第八条规定:
科技处应在接到举报后七个工作日内,与被举报人所在学院的院长和学术委员会成员共同讨论,并听取被举报人的申辩、解释,之后决定是否对该项举报正式立项调查……
这一规定表明该校在有关学术道德案件的受理及调查方面是由行政机构(科技处)、学院行政领导(院长)、学术机构(院学术委员会)共同进行的,对此,案例受理及调查的独立性有多大,裁决的权威性有多强,让人难免产生怀疑。此外,一些文本甚至还没有明确具体的组织操作机构(如《延边大学学术道德行为规范(试行)》)。而就文本中的实施机构来讲,其内部情况(如人员数量、构成、来源、职责、权限)也都没有提及。这些就势必会在学术治理实践中出现“政出多门、责任不清”或“问题出现、无人负责”等现象和问题。
3.操作细则
操作细则是以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为取向的。由于要尽量做到精心地设计和清楚地解释,以便于操作,所以,它一般不与学术道德规范文本合并,而是另行制定、作为附则存在的。从样本数据来看,很少有高校制定操作细则,而是把有关内容笼统打包进学术道德规范文本中,只是简要地介绍案件的受理、认定及处理过程。如《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第四章第七、八条有关学术不端案例的调查及处理:
第七条 对决定正式展开调查的举报或投诉,由研究生院委托相关学院(系、所、中心)或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行调查并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相关学院根据需要组织不少于3人的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对学术失范行为的调查。工作小组成员可以变更,也可邀请校外专家参与。但与举报或投诉有关联的研究生指导教师不得参与工作小组。
第八条 工作小组调查完毕应形成书面调查报告。相关学院(系、所、中心)或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工作小组的调查报告提出初步的书面处理建议送交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研究生院审核后根据相关规定提出处理报告,报校长会议或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做出正式处理决定。
从以上文本内容来看,看似很具体,但却缺乏可操作性。如以上条款规定相关学院组织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对学术失范行为的调查,并在调查完毕应形成书面调查报告。但是,举报人以何种方式进行举报?在受理后规定在多长时间内启动调查程序?调查过程中具体执行的程序怎样?举报人、当事人的解释和异议怎么处理?调查报告由谁起草?包括哪些内容?是否需要保管?由谁保管?调查报告规定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如果在调查后,发现没有不端行为,该怎样处理?如何防止被告报复和恶意举报?在调查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如何化解(仅当事人的导师回避显然是不够的)?如此等等,该文本要么没有涉及,要么没有阐释清楚,操作起来自然也就无章可循。
当然,也有少数高校以附件的形式制定了有关学术不端行为的操作细则,但也很不完备。如《北京师范大学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则》[]第三章第七条规定:“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委员会由校学术委员会根据学科分布指定七名教授组成。”由于大学的学科众多,而且在实践中七名教授中部分人很有可能由于出差等原因而不能悉数到场,所以在数量上明显不够。此外,如果学术道德问题涉及的对象是学生的话,仅仅由教授构成的操作组织的代表性也存在明显缺陷;再如,该细则对处理学术不端过程中的预审、正式调查的权限没有作具体说明,对处理程序各个阶段的具体责任人及其权利和职责也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四、政策建议
以上分析结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高校已制定的学术道德规范是存在诸多缺陷的,这自然影响了其制度效力,在实践中也很有可能触发类似机会主义、形式主义、自由主义等类型的学术不端行为。为此建议高校利用当前制定大学章程、完善学术委员会规程等时机,尽快就学术道德规范这一制度文本进行修改和完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就文本的形成来讲,一定是一个统一且规范的最终文本,不能再使用类似“试行”、“暂行规定”、“草案”等这些明显缺乏持续效力的词语。一般来讲,首先要形成一份针对全校所有学术人员的学术道德规范文本,然后再针对不同的规制对象及事项制定相应的操作细则。这也就是说,学术道德规范只能有一份,而操作细则可以有多份。文本的形成程序是:第一步:提出动议,力求全校每一位成员都知晓;第二步:前期调研和经验借鉴;第三步,委托专家委员进行相关会议研讨,形成草案文本;第四步:草案文本公示,会议多次讨论,多次修改草案文本;第五步:提交学术委员会代表会议通过;第六步:提交大学校长签署后生效,然后抄送校人事处、科技处、研究生院等机构;第六步:文本印刷并颁布。
第二,就文本的内容来讲,要力求体现大学师生、科研人员群体的集体意志。不管是内涵丰富且比较抽象的学术价值观及价值规范,还是比较详细、具体的学术行为规范及其操作细则,只要其内容涉及大学师生、科研人员的利益,都需要有其代表或代理人的参与,并把文本研制的整个过程向校内全体人员公开,积极纳入他们的合理化建议,以使最终文本能得到他们的充分认可。
第三,就文本的结构来讲,按照先后顺序应包括序言、价值规范、学术行为规范、组织机构及其职能、附则等几个关键部分。价值观及价值规范要力求明确、层次清晰,组织机构、行为规范及操作细则要力求完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序言作为文本的开头部分,最好有学校行政机构的最高权力代表(大学校长)以及体现学术权力的最高代表(学术委员会主席)二人的共同签名,以示对所颁布文本态度的一个说明和传达。
第四,就文本的组织机构来讲,为了体现学术权力和学术治理工作的独立性,文本制定及操作都必须由相关学术机构来进行,只是在涉及具体的处罚措施时(如解除聘用、追回所授学位),才会交给人事处、研究生院等行政机构来实施。就这一学术机构除了负责学术道德案件的受理、调查及处理之外,还要进行有关学术道德问题的制度建设、咨询服务、宣传与教育等工作;就其内部人员构成来讲,成员要兼顾各个学科,还要有研究生和本科生代表,下设办公室,并配备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办公。
第五,就文本的操作细则来讲,要根据需要和事项的复杂程度设计好操作程序和步骤,如就学术道德案件的受理、调查及处理工作来说,要按照受理与评估、初审、正式审查、裁决、执行惩罚、监督执行、存档备案等几个阶段[4],分别规定各自的施行组织及人员(包括来源、人数)、责任权限、工作时限、工作原则、工作方式,以保证案件从受理到存档备案的整个过程都契合学术价值观的要求,符合程序正义的原则,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当然,一份很完备的文本在成形后,还需要通过多种形式强化宣传推广的力度。因为只有经过公开的宣传,组织试图倡导的学术价值观才会被分享或理解,也才会让学人感到他们“不得不”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同时,还要注意宣传上的一些细节问题,如学术道德委员会办公室热线电话的命名,不应是“举报电话”,而是“咨询与服务电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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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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